《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郭霽瑤 | 北京報道

ESG（環境、社會和企業治理）正變得炙手可熱。

“藍海就在眼前，這真是一門很好的生意！”有業內人士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說。

(相關資料圖)

在“雙碳”目標和市場的雙重驅動下，各大企業掀起了一場關于ESG轉型的浪潮。我國上市企業ESG披露率逐年上升。伴隨著企業ESG轉型需求暴增，ESG轉型方案、報告編制、人員培訓等相關衍生產業鏈也初具雛形。市面上的評級機構紛紛發布各自的ESG評級標準，試圖搶奪話語權。但不同機構ESG評級理念與體系的差異也讓國內企業頗為掙扎。

和所有大火的新興事物一樣，ESG不可避免地面臨爭議。有觀點指出，在企業ESG“信披潮”下，部分企業披露內容缺乏實質性數據，夸大其ESG實踐，存在“漂綠”嫌疑。但也有人認為，這只是必經的混亂時期。

“要走向國際，你得學會他們的語言”

“最近業務量都要爆炸了！”就職于某頭部ESG咨詢機構的陳驍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近期他正忙于回復各個企業發來的咨詢郵件。“尤其是2020年國家提出‘雙碳’目標后，我們公司基本上處于蒸蒸日上的狀態。”陳驍說。

“這幾年發展確實很快，在疫情期間也一直都在成長。我們公司幾乎每周都有新人進來，每天都有投標，金融機構和企業對這方面的需求還是挺旺盛的。”鼎力可持續數字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創始人兼CEO、中國ESG 30人專家王德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說。

無論是鼎力，還是陳驍所在的公司，其迅速發展的背后都是當下市場對于ESG旺盛需求的結果。

以資本市場為例，中國上市公司協會數據顯示，超過1700家公司單獨編制并發布2022年ESG相關報告，占比達34%，較上年的1112家ESG披露企業，凈增近600家；其中A+H、央企控股、主板上市公司發布率較高，銀行、非銀金融等行業ESG相關報告發布率超80%。

政策的推動力量不容忽視。2022年5月，國資委發布《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質量工作方案》，其中提出力爭到2023年相關專項報告披露“全覆蓋”。ESG已成央企“必答題”。

同樣涌入ESG“信披潮”的，還有大型民營企業。百度在《2022年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報告》中強調，女性管理者占比達43.9%；比亞迪自2014年起，ESG報告持續超過40頁，2021年更是達到了86頁；京東在其2023年ESG報告中，也用關于員工薪酬福利、鄉村振興等方面數據展現其在ESG領域的實踐……

由于與“雙碳”目標的天然契合，ESG天生得到了政策的極大助力。但在政策的指揮棒之外，企業究竟能從ESG實踐中得到什么好處？

陳驍向記者總結了四個方面：一是幫助上市公司吸收投資，“ESG本身是投資性質的理念，它的誕生是因為資本市場希望看到一些財務以外信息，展示更全面的企業風險系數，從而選擇更能可持續發展的企業”。二是降低融資成本，尤其是綠色貸款方面。三是社會聲譽方面的收獲。四是國際化方面的影響。

“ESG是一種國際投資界的共同語言，要走向國際，你得學會它們的語言。”陳驍說。

王德全則以出口導向的企業為例進一步解釋了國際市場的驅動效應。“一些國際價值鏈里的企業，它的下游客戶可能是一些國際大企業，而海外市場對于碳排放的披露等要求很嚴格，歐洲還有碳關稅。如果這類問題解決不好，就有可能導致出口企業丟失訂單、價格受影響等。比如蘋果，目標是2030年整個供應鏈達到碳中和，所以上游供應商也必須達到相應目標，壓力也特別大。如果我們的企業ESG和‘雙碳’工作做不好，就可能在國際供應鏈里非常被動，甚至成為技術之外的另一種‘卡脖子’。”

上海環境保護事業發展有限公司項目經理潘歡歡從企業類型方面，分析了企業追求ESG的目的。“第一類，重污染行業企業的ESG戰略，可與已開展的節能環保管理工作相結合，加強企業在轉型下的公眾參與，對企業聲譽價值具有正向反饋作用；通過積極行動應對風險，還可以爭取企業在資本市場上的支持，提升企業應對轉型風險能力。第二類，消費品行業進行ESG轉型給企業帶來的商譽價值可直接反饋到企業營收。第三類，主要是金融機構，可更好地管理和掌握資產價值，規避綠色低碳轉型背景下的金融風險。”

ESG熱催生相關產業鏈

在旺盛的市場需求驅動下，圍繞ESG相關的產業也迅速增長。從針對企業的碳盤查、能源轉型技術指導，到ESG報告撰寫，再到針對金融機構的投資咨詢，細分領域不少，相關產業鏈已初現雛形。

王德全在2017年創立鼎力，彼時正值中國A股邁向“入摩”之際。（編者注：中國Ａ股2018年6月1日起被正式納入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相關指數，被稱為“入摩”），“當時我覺得海外一些長線資金將要開始配置中國市場了。所以我們一開始主要是服務于境外長線投資機構配置中國市場，以貼近中國市場的ESG研究和評價，幫助國際投資人對中國進行可持續投資”。

王德全的公司目前包含兩塊業務，一是為金融機構提供針對中國上市公司的ESG和公司治理的評級、數據和研究咨詢服務；二是為上市公司提供可持續發展和ESG咨詢、SaaS軟件工具支持的碳管理解決方案和ESG評級改善等服務。主要盈利模式為收取數據服務費用、軟件授權費和咨詢顧問費用。

陳驍任職的機構主要聚焦于碳資產開發和碳中和解決方案，對接的客戶主要是高能耗企業和新能源企業。在談到工作業務時，他直言：“其實我們賣的就是實現碳中和的‘方法論’。”據他介紹，工作流程主要包括對企業進行碳盤查；根據得出的數據設立相應的碳目標；通過公司所擁有的外部資源幫助企業進行技術改進，若企業進行技術改進后還是難以實現自己的碳目標，可以通過購買碳配額的方式進行剩余碳排放的碳抵消；最后則是為企業出具相關證書以及編制相應的報告及聲明。

“企業實現碳中和的理想狀態肯定是通過技術和管理等方式，完全中和掉排放的溫室氣體。但在目前的初期階段，一些企業在做出技術努力后，可能還是沒辦法達到碳目標。我們公司有一些包括森林管理在內的一些碳移除項目和碳避免項目，通過把這部分項目產生的碳指標售賣給企業，讓企業能夠參與到綠色轉型中來。”陳驍說。

對于自己的工作，他十分肯定其意義。“這類項目比如森林草原管理之類，很多都是在偏遠地區，當地居民可以參與其中，獲得額外的收入。環境不僅好了，還提供了就業崗位。”

ESG 報告“假大空”？

業內人士：“說了但沒完全說”

記者翻閱多家企業的ESG報告發現，部分企業明確了減碳目標和轉型重點。如聯想集團承諾將在2050年實現凈零排放，京東瞄準2030年碳排放量與2019年相比減少50%的目標，騰訊則是不晚于2030年，實現自身運營及供應鏈的全面碳中和。在具體的減碳路徑上，京東的減碳重點放在供應鏈的全鏈路減碳，和在倉儲、運輸、配送、包裝等各環節的綠色轉型；安踏則是可持續的包裝和物流、綠色生產。

但并不是每家公司都會明確碳中和目標，也不是每家公司都制定了詳細的轉型路徑。甚至一些企業因為數據披露不夠透明，常常用描述性語言來模糊其ESG實踐，缺乏實質性數據支撐，而陷入“漂綠”嫌疑（編者注：漂綠，Greenwash，用來說明一家公司、政府或是組織以某些行為或行動宣示自身對環境保護的付出但實際上卻是反其道而行）。

“一些企業的ESG報告，好像說了很多，又好像啥也沒說，是‘說了但沒完全說’。”陳驍說。

例如某大型酒企在2022年首次披露ESG報告后，就受到了輿論質疑。有觀點認為該報告存在信息披露不足、部分數據和計算方法缺失的問題。報告多次強調公司對節能減排的重視，但通篇都看不到該酒企的整體能耗和碳排放數據。相比去年，今年該公司的ESG報告模棱兩可的描述減少，定量數據有所增加，內容質量有了明顯提升，但仍存在基礎數據不足的情況。例如其尚未披露溫室氣體排放量，而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準確計量，乃至系統性的碳足跡數據，是企業進行氣候風險管理的基礎。

王德全認為，造成市場上“漂綠”行為的原因主要在于市場缺乏統一的披露準則。“ESG相關的信息屬于非財務信息。這些信息究竟應該包括哪些方面、哪些指標，應該細致到什么樣的程度，時間點如何，都需要標準，這樣企業才能有據可循。前段時間，國際可持續準則理事會（ISSB）正式發布的兩項可持續披露準則，可以說是ESG投資的里程碑事件，為后續各國、各地區公司披露統一的氣候和可持續性信息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他認為，接下來國內ESG的發展主要應加強三方面的建設。一是推動統一的ESG披露標準在中國落地。“國內已經有各種很好的嘗試，但是跨行業、跨部門怎么協調，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命題。”二是政府和監管力量的加入。“有了標準之后，比如行業碳排放因子的確定，這并不是企業可以自己來定的事，甚至不是一個行業能決定的事，需要政府部門來協調，統一推進這些基礎設施的建設，使得ESG和碳數據在收集、測算和核實方面有據可循。”三是加強監管，避免ESG淪為“玩概念”，而非落在實處。

陳驍認為，在信披背后，企業如何真正踐行ESG是當下亟待解決的問題。“ESG的概念對于我國企業來說還是太新了。很多企業的報告之所以敷衍，也許是因為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該怎么做”。

（文中陳驍為化名）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23年第14期）

（文章來源：中國經濟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