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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阪到廣島，這段行程走得有些壓抑。在甲午戰爭中，有千余位中國軍人被俘后送到日本，他們當中有26人死在了日本。在大阪和廣島，我看到了其中10人的墓碑。

有人質疑昨天游記中的最后一段內容——日本能有幾十塊錢的旅館？當然有。不止日本，我在歐美也遇到過，前提是旅游淡季和適宜的匯率。我認為，值得關注的不是價格，而是雖為廉價旅館，設備卻不差，衛生狀況尤佳。這一點太值得咱們學習了。國內別說廉價旅館，就連3星酒店的衛生狀況，也有很差的。在咱們的概念中，高檔酒店往往只是設備很高檔，并不包括服務。5星級的硬件、3星級的服務、2星級的環境，比較常見。

昨天很晚才入住，今兒一大早又出門了。這就是住廉價旅館的最佳理由。旅游主要分為觀光與休閑，前者晚歸早出，能洗澡，房間干凈，床鋪舒服即可；后者主要是泡酒店，頗為享受的4或5星級酒店顯然更合適。就拿三亞來說，家庭旅館雖然相對便宜，但終究不如那些擁有沙灘、泳池和花園的5星酒店。它倆之間的氛圍差異，簡直是天壤之別，住一次就能上癮。

(相關資料圖)

廉價旅館大都沒早餐，我把鑰匙放回前臺，直奔車站，車站距離旅館不遠，幾分鐘就走到了。一路走來的所到之處，軌道交通實在方便，似乎走到哪都能很快找到車站。難怪很早就聽說日本人買汽車雖然只是3個月的收入，但多數人平時出門很少開車，原因之一是軌道交通的發達。

來到車站，看見有個麥當勞，進去要了份早餐，折合人民幣12元。

隨后乘車前往玉造——距JR玉造車站500米的地方，有個真田山陸軍墓地，據媒體報道，2003年，我國留學生楊海嘉在這里發現了中國軍人的墓碑——JR玉造車站門前的路叫長堀通，沿著它往西走100米，是地鐵玉造站的4號出口。

繼續走300米，在一個巷子口左轉進入，100米后迎面有個上坡，坡上就是陸軍墓地。

墓地建于1869年，有5000多個穴，其中，軍官155個，士官401個，士兵3172個，軍夫934個，此外，還有數百個無法辨認字跡的破損墓。除了軍官，絕大多數墓，都是不到1米高的石碑，四方柱碑身，尖頂造型，碑上3面刻字，正面是姓名，側面是出生地、死亡時間與地點。

進入墓地左手邊的第一個區域，是軍夫安葬地，也就是下圖中的A區。

軍夫是日本部隊中的后勤人員，不屬于正式士兵，他們是每逢軍隊上戰場前臨時招募的，收入比士兵高，隨軍出國作戰的軍夫，每天50-70錢，而同期日本國內紡織女工，每日薪水只有8.4錢，即使是收入較高的建筑工，每日也不過27錢。在日軍一個師團中，軍夫占編制總數的26.7%，但他們的傷亡非常大，且通常不會出現在陣亡統計數字中。據說軍夫來源復雜，良莠不齊，既沒有軍人的素質，也沒有軍人的紀律，時常打架斗毆、偷搶財物、騷擾女性、戰場潰逃。然而，就在這片軍夫墓地中，在靠近松樹與小廟的地方，有6位中國軍人的墓——他們是在甲午戰爭中被俘的，死在大阪，安葬在這里。

甲午戰爭中被俘的中國軍人，有276位送到大阪，9位客死他鄉，其中6人的墓碑保存至今，墓碑上的文字如下。

甲午戰爭發生在1894年（明治27年），6位中國軍人中，第一個死去是劉漢中，日期是這一年的11月9日，23歲，是個軍官，五品頂戴，他是6人中唯一記錄著年齡的。

6人中最后一個去世的，是李金福，死于1895年7月16日，此時距兩國交換戰俘，還有1個月。

墓碑上，名字與所屬國之間，原有“降卒”二字。二戰后，身為戰敗國的日本將其鑿掉，涂上水泥。

甲午戰爭是以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告終的，隨后兩國交換戰俘，第1次是1895年的8月17日，日本在天津的新城，向中國交還了976位戰俘（按日本檔案記錄，減去死亡與逃亡之后，應為977人，不知何故少了1人），第二次是同年9月1日，在遼寧盛京甘泉鋪，向中國交還了關在海城戰俘營的598位戰俘。

根據日本檔案記載，大阪戰俘營有276位中國戰俘，9人死亡，1人逃亡（結局不詳）。但此處只有6人的墓碑，還差3個，不知什么原因。事實上，在這6個墓碑中，有2個——西方診與楊永寬的墓碑，是大正4年（1915年）被在鄉軍人會（據說是個退伍老兵組織）重建的，可能是由于這倆人的墓碑損毀過。

中國軍人墓碑附近，還有被俘的德國軍人墓碑，同樣原有“降卒”二字。

兩軍交戰，難免會有戰俘，但在東方文化里，這是恥辱。所以，咱們把戰俘稱為俘虜，“虜”通常是貶義，有奴隸的含義。孫中山最早號召人們造反的口號是“驅除韃虜”，民國建立后才改成“五族共和”——再蔑視北方少數民族，要驅除人家的話，長城以北的國土恐怕就沒了。

虐待戰俘、甚至以變態的手法殺死戰俘，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比如，日軍占領旅順后，曾有一場大屠殺，美國記者把目睹情景公之于眾，引來西方的一片譴責。牛津大學一教授撰文：“披著文明外衣有著野獸筋骨的怪獸，旅順虐殺行徑暴露了日本人野蠻本性的真面目。如此自譽文明國的日本人，仍需要一個世紀以上的文明進化。”

此時的日本，剛剛借助明治維新從愚昧走向文明，出了這等丑聞，自然惶惶不安。試圖封鎖新聞未果后，趕緊辯白：其一是因為中國軍隊虐殺日本戰俘，激起前線將士憤慨，導致沖動。其二是旅順陷落后，中國軍人以便裝藏于市井之中，日軍很難分辨導致誤殺。令人不解的是，在國際輿論聲討日本、同情中國時，中國卻沒有借此良機，作出一些反應。有人分析，也許是因為統治者的內心里，認為戰勝者斬盡殺絕戰敗者是對的，因為他們自己就這么做過。

日本雖然在旅順劣跡斑斑，但另一個事實是，它在開戰前就已經加入了《日內瓦公約》，開戰后對定居日本的中國人，下達了保護令，除旅順之外的各個戰場，俘獲的1790名中國戰俘，基本上都給予了人道主義待遇。此舉使得隨軍的西方記者贊嘆紛紛，在報道中對日軍的文明大加表揚——包括那位第一個向世界揭露旅順大屠殺的美國記者。

大阪陸軍墓地中6位中國軍人的墓碑被發現后，咱們的一些同胞頗為不解。事實上，還有一件事兒可能更加出乎人們的想象——在甲午戰爭中，看到中國軍隊沒有醫療救護體制，在華的傳教士、醫生和船運人員，在山東、遼寧和天津，成立國際紅十字會醫院，無償對中國傷者展開救護。旅居上海的各國領事、銀行董事和傳教士，自發成立募捐機構，籌集資金支持紅十字醫院的運轉。至于中國軍隊自身設立醫療救護系統，是甲午戰爭結束后10年的事兒。

6位中國軍人的墓碑前，都擺放著一枚人民幣硬幣，有一個還多了個港元硬幣。此時天陰沉，有些牛毛細雨落下，很冷，我在墓地呆了1個小時，沒見到第二個人出現，入口處有個管理員房屋，也鎖著門。此時的心情，與天氣很像。中國歷史上有大把的內戰，不提也罷，可在對外戰爭中陣亡的將士，不應受到這樣的冷落。這些年，經濟進步了，是好事，但觀念也應進步，因為觀念進步，才能融入世界，才會受到尊重與接受。

無論美國還是日本，二戰后都花了很大工夫，紀念死去的將士。我曾在緬甸曼德勒看到，整整一座實皆山，到處都有日本人修建的慰靈塔、紀念碑，甚至包括紀念陣亡的軍馬。中國在緬甸陣亡了數以萬計的軍人，直到今天，沒看到一座紀念碑——前幾年在仁安羌建了一座，紀念的是“大捷”。

到大阪旅游的中國游客很多，我盼望，大家在心齋橋購物、在道頓堀吃喝之余，花上個把小時的時間，坐地鐵到玉造，來這個陸軍墓地，在同胞墓碑前，表示一下敬意。

滿地落葉，絲絲細雨，一片蕭瑟。把昨晚買的一瓶酒，倒在了6位同胞的墓前。

步行5分鐘，回到玉造車站，乘車來到大阪站，轉車繼續南行。過神戶站后，有個小站叫舞子，我在這兒下了車，做了短暫停留。距舞子車站沒多遠，是明石海峽大橋，將本州與四國連為一體。

橋下不遠處，是孫中山紀念館。這里原本是華僑吳錦堂先生的私人財產，叫移情閣，孫中山先生曾在此居住。

其實，在神戶還想看看中國領事館的舊址，可惜時間不夠，只能留給下次。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只要說到領事裁判權，就會想到西方列強欺負中國。實際上，咱們在韓國有過租界，在日本有過領事裁判權。那是在1871年，中日在天津簽訂條約，規定兩國擁有在對方國家設立領事館、管理自己國民的權利，也就是“治外法權”。不過，在當時日本人的心目中，中國還是個一等國，遺憾的是，13年后，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獲勝，修改了條約，中國在日本的特權就此終結。

乘火車繼續往西，為縮短旅途時間，在西明石站換乘新干線，它的速度比較快，僅用10多分鐘，就來到姬路。出站后，立即看見了正前方的姬路城——它在日本數以百計的古城當中，規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甚至有人這樣評論，在日本旅游，如果只打算看一座城堡的話，應該是它。

火車站距離姬路城只有1公里，遺憾的是，姬路城沒有開門——日本有不少古跡在元旦前后幾天是關門的。好在大門未關，外圍的三之丸隨意進入，只是核心部分：本丸閉門謝客。姬路城最漂亮的建筑是天守閣，站在三之丸看，就足夠了，并不一定非得進去。就跟油畫是的，遠看更美。

回到火車站，乘車繼續往前走了89公里，在岡山站下車，換乘吉備線列車，坐了4站，在一個叫吉備津的小站下車，出站后往左走200米，右轉，再走400米，來到吉備津神社門前，左轉，繼續走400米，右手有個上坡的小路，走進去不遠，是福田海本部。

從日文介紹看，這里似乎是個牛鼻子的墳，是祭祀牛的地方，但不是神社，繼續往山上走，還有一座藤原成親的墓，他是平安時代的一位大臣。我來這兒的目的，是因為這里保存著我國北洋水師的一個錨和一枚炮彈——錨是“鎮遠”艦的，炮彈是“平遠”艦的。

在福田海本部院內中央位置，有座亭子，亭子后面一塊巨石上，供奉著2尊造像和一個鐵錨。鐵錨原屬“鎮遠”艦，甲午戰爭失敗后，被運到了這里。

“鎮遠”艦與北洋水師的旗艦“定遠”艦，都屬于裝甲炮塔艦，它倆是北洋水師22艘戰艦中最大的，“鎮遠”長91米，排水量7341噸，有305毫米火炮2門、152毫米火炮4門、機關炮10門、魚雷管3具。日軍進攻劉公島，“定遠”沉沒，“鎮遠”被俘，編入日本聯合艦隊，1904年參加日俄戰爭，1911年退役，1912年解體出售。至于“鎮遠”艦上的錨怎么會來到這個偏僻的小鎮吉備津，有一種說法是日軍進攻劉公島時，“鎮遠”錨鏈被打斷，墜落的鐵錨由“西京丸”帶回日本，“西京丸”的船長是本地人，于是將錨送到這兒供奉。

錨的下面，有一枚炮彈，它是“平遠”艦在大東溝海戰中，射向“西京丸”的，但沒爆炸。“平遠”艦也是一艘裝甲炮艦，我國福州制造，全長60米，排水量2150噸，艦上有260毫米火炮1門，150毫米火炮2門，機關炮8門以及魚雷管4具。甲午戰爭后，這條船的經歷與“鎮遠”差不多。

憑吊北洋水師遺跡之后，原路返回，途經吉備津神社時，進去看了看。此地在古代是“吉備國”，因而保存了許多古跡。吉備津神社供奉的，是當時在這里掌權的一位將軍。此外，《桃太郎》的原型，據說就是出于這里。

神社門前是犬養毅的題字，這是一位對中國比較友好的日本首相，但被狂熱的軍人殺害。

回到岡山站，下一個目標是去廣島，距離160公里，50分鐘就能到。此時已過正午，剛才在吉備津神社門前打算吃午飯，可看到吉備津到岡山的車要來，沒吃成。想著待會兒在岡山站吃也一樣。沒想到，在岡山站換乘間隔只有3分鐘，在面包店買了三明治和咖啡，又上車了。其實，日本無論普通火車，還是新干線（相當于咱們的高鐵），車次特別多，一會兒一趟，跟咱的地鐵有一拼。為了吃飯不坐這趟車，也不會耽誤什么，吃完飯肯定又會有一趟車來。可我總是放不下，似乎有些強迫癥，有車來就想上。

日本人口密度比咱們大很多，汽車售價與人們的收入相比，十分便宜，但很少見到嚴重擁堵，原因之一是軌道交通特別先進，主要表現在2個方面，第一是車次多，一會兒一趟車，乘坐很方便，人們自然會減少開車的欲望。咱們這兒總說日本停車貴、汽油貴，所以人們不買車、少開車，這幾天具體了解了一下，根本不是這樣。所謂貴，是以咱們的收入衡量日本物價的結果，如果以日本人均收入計算，其實比咱們便宜。

第二是乘車便利。日本的火車站通常都很袖珍，即使是東京、大阪等車站，進出站的行走距離也沒多長，而且換乘特別方便，經常是新干線、普通列車與地鐵，在同一個屋檐下，上下樓梯就完成了換乘，想坐公交車或出租車，出門就是，想多走幾步都不行。中國車站與之相反，體積龐大，進出站及換乘不太方便。有人說中國人多，所以火車站得弄大些。我很不理解這種說法。我認為，火車站的任務是能讓旅客以最快速度和最便捷的方式完成上下車，而不是在此休息甚至過夜。

日本由四大主島構成——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但對于日本還有個地方叫“中國地方”，事實上，從上一站的岡山開始，就已經進入了“中國地方”，這個地區包括岡山縣、廣島縣、山口縣、鳥取縣和島根縣，共5個縣。最西端的山口縣里有個城市叫下關，咱們稱為馬關，李鴻章當年就是在那里與日本簽訂的條約。廣島也是個縣，首府在廣島市市。

廣島市區靠著瀨戶內海，海的對面是四國。市區南邊大約20分鐘的車程是吳市，那里有軍港，1942年日軍進攻中途島，艦隊就是從那兒啟航的，結果，4艘航空母艦全沉了，再也沒能回到吳市，中途島戰役由此成為太平洋戰爭的轉折點。事實上，中途島戰役與偷襲珍珠港只相隔6個月——國與國之間的較量，全憑實力說話，非常專注地把對方打趴下，直到服輸為止，然后兩國繼續交往，繼續做生意，繼續合作。咱們似乎對這種做法不屑一顧，對外戰爭時常左顧右盼，內戰時的狠勁兒一點兒都拿不出來，總是寄希望于友誼與情意，兩國好就什么都好，要什么給什么，不考慮商業利益。

美國不一樣，你敢不宣而戰，敢卑鄙偷襲，我就一定復仇。珍珠港被炸4個月后，就把炸彈扔到了東京，雖然從直接成本看，這單生意是虧本兒的，但對外表現了勇氣，對內鼓舞了士氣。接下來的3年中，美國一步步逼近，直到把原子彈扔在日本，天皇才被迫宣布投降。

抵達廣島，首先去觀看原子彈爆炸的地方——和平紀念公園。

1945年8月6日上午8點15分，美國轟炸機將一顆原子彈，投放在了廣島。原子彈爆炸的地方，位于廣島縣物產陳列館上空約600米處，由于爆炸沖擊波幾乎呈垂直方向沖擊這座建筑，使得它并未倒塌。

這座物產陳列館由捷克建筑家設計，1915年竣工，因獨特的綠色圓頂受到市民青睞。陳列館的作用是當地物產展銷以及有關工商業調查和咨詢，也用于各種文化展覽。后來變為商品陳列所，以圖擴大業務。在二戰中，業務萎縮，這里變成了政府機關辦事處。

日本是迄今為止世界上唯一遭受原子彈襲擊的國家，無論是廣島還是長崎，都在原子彈爆炸地修建了紀念場所。廣島的和平紀念公園，除了那座殘存的建筑，還有千羽鶴紀念碑、和平之火、和平之池、原爆慰靈碑以及紀念館。廣島每年都要在這里舉行紀念儀式，并邀請多個國家參加。從人道主義的角度，應該紀念逝者，但也應該看到，這悲劇是日本人自己造成的，如果不是野心膨脹、肆意侵略，也不至于招來此禍。

和平紀念公園北側400米的地方，是廣島城。這一路看了近10座城堡，大同小異，基礎布局似乎源于同一張圖紙，但廣島的這座城堡還是應該去看看，因為它與咱們有關。甲午戰爭爆發前，日本將傳統軍隊改造成現代軍隊，以前的6個鎮變成6個師團，廣島這個鎮叫第5師團，師團司令部就在這座城堡里。

第5師團多次侵略中國——最早是甲午戰爭，它的2個聯隊侵入朝鮮，與我國軍隊在成歡打了一仗，我軍指揮官叫聶士成，麾下部隊的人數和炮火數量與日軍相同，但打了不到1天便敗下陣來，丟棄輜重，一路上靠洗劫百姓糧食，撤退到平壤，死傷500余人，丟棄大炮8門，日軍死傷93人（其中戰死39人）。這場戰斗是日本現代陸軍創建后的第一次實戰，日軍軍官對獲勝的評價是：僅僅是運氣好。1個多月之后，第5師團與我軍在平壤再次交鋒，兩軍人員數量與火炮數量依舊持平，打了一天不分勝負，入夜后我軍突然放棄城堡，丟棄所有輜重，將購自歐洲的全部重武器和部分輕武器拱手送給日軍，無序后撤，死亡數量驟增。戰后統計，我軍死亡2000余人，日軍死亡180人。觀戰的西方武官評論道：“盡管清軍擁有洋式精良裝備，但戰術陳腐，將官與士兵缺乏軍人應有的斗志。成歡和平壤之戰一日即敗，潰不成軍，清軍是一支不堪一擊的軍隊。”

通過日本檔案記載得知，平壤之戰第5師團的任務是將中國軍隊驅逐，因為日軍作戰人數略少于我軍，并無戰勝把握，再加上補給線有問題，糧食、彈藥數量有限，無法支撐持續作戰。沒想到，一夜之間，我軍潰散千里，還留下了1個月的軍糧，火炮35門，炮彈900發，步槍959支，子彈76萬發，以及金磚43公斤、金錠53公斤、銀錠540公斤。日軍對此倍感意外，再加上此時日本海軍在黃海戰勝了北洋水師，奪得了制海權，第5師團由此信心大增，一股腦地追著清軍，從丹東打進了我國領土。在整個甲午戰爭中，天皇就住在廣島的這座城堡里，這里是甲午戰爭的日方大本營。

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后20天，第5師團再次從廣島出發，乘船來到天津，一部分前往北京，投入南口作戰，再往后是一路往西，最終打到山西，損失最大的戰斗發生在平型關，被林彪率領的18集團軍115師，殲滅千余人。另一部分調往上海，參加淞滬會戰，它的一個支隊參與了南京大屠殺。1938年，第5師團在山東作戰，其中的臺兒莊戰役，是8年抗戰中我軍贏得第一次戰役，第5師團戰死1281人，受傷5478人。1939年，第5師團登陸廣西，占領南寧，與當時我國唯一的機械化部隊：第5軍在南寧北邊的昆侖關打了一仗，它的21旅團損失慘重，旅團長的墓地至今仍在昆侖關保存完好。在這兒之后，第5師團調往南洋，從此跟中國沒什么關系了。有人說第5師團是鋼軍，特別厲害，事實上，它在1937年7月底來到中國，到了年底，主力11聯隊就陣亡616人，再把受傷的人算進去，對于一個3000人左右的聯隊來說，傷亡率已經相當高了。何況，平型關、臺兒莊、昆侖關，都是日軍的噩夢，巧合的是，這3次作戰都有第5師團，不知“鋼軍”一詞由何而來。

在廣島城內，還有座護國神社，據說最初建于1868年，也就是明治元年，供奉著9.2萬個死者，包括歷次戰爭中陣亡的軍人、原子彈爆炸遇難者，以及女子挺身隊——這支隊伍最初是為了支援前線，在后方做后勤工作，后來有一部分也上了戰場，從事搬運、軍妓（即臭名昭著的慰安婦）等工作。如此說來，它與東京九段坂的靖國神社差不多。

離開廣島城，坐有軌電車前往市區東部，在一個叫“比治山下”的車站下車，路邊就是比治山，順著公路往山頂走，大約走了20分鐘，來到放射線研究所旁邊的陸軍墓地。

這里有3500個墓穴，包括甲午戰爭（日清戰爭）、八國聯軍（北清事變）以及2次世界大戰當中，陣亡的第5師團的軍人以及外國戰俘，包括4位中國軍人。這個墓地的墓碑，按照所在部隊或國家，分成若干單元，4位中國軍人的墓碑組成一個單元，后面還立著個“慈恩塔”石碑。

在“慈恩塔”石碑前，是4位中國軍人的墓碑，他們是：張文盛、徐萬德、王殿清、鄭貴。

天色已暗，只看出張文盛墓碑上刻著“盛軍右營步兵，明治27年”。

根據日本檔案記載，甲午戰爭中送到廣島陸軍預備病院的中國戰俘共8人，死亡3人，其余5人戰后送還中國。可這里卻有4個墓，不知是怎么回事。距離廣島最近的戰俘營在松山，那里死了5位中國戰俘，可松山在四國，與廣島之間還隔著海。

比治山陸軍墓地還有第5師團第11聯隊的墓地，碑上記載，1937年，這支聯隊在華北被打死616人。

此時，太陽已經落山，站在墓地的一個突出部，可以看到整個廣島市區。本想搭乘晚上8點的火車前往下關，可連續看了2個墓地，心情沉重，不想再走了，在咖啡館休息時，順便上網尋住處，找到一家4410日元的，約合人民幣240元，相當于國內的3星級，今晚就住在廣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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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廣島，前往下關。路上，居然看到了楊貴妃隱居日本的地方，甚至還有她的墓。當然，最吸引我的，是甲午戰爭末期，李鴻章前來談判的下關。